朱媺娖这一番话所包含的信息量不少，听完，军机大臣都思考起来，并没有急着说话。
解除黔国公云南总兵官之职属于应有之义，别说如今沐天波有罪过在身，即便没有，为了大明军队改革，他的总兵官之职也要卸掉。
否则如何整编出云南新军？
至于收回其征南将军印，改挂安南将军印，显然是削减其对征讨东南半岛诸国的权利。因为安南将军在排序上是在征南之后的，且重安抚守护，而非征讨。
至于对黔国公征调、讨伐云南土司的权利的调整就比较有意思了。
看似保留其这一权利，却需要得到云南提督允许。权利成为二手的，那也就不是权利了。
同时还意味着，黔国公将在军事上受到云南提督的辖制。
唯一算得上实惠之处的，大概是允许其保留一营亲兵了。
因为目前大明新军即便是提督一级的高级将领，不论是加左右都督衔，还是伯、侯级别的勋贵，都只有一总亲兵（千人），且亲兵是由军务院调配的，而非其私兵。
黔国公能拥有一营亲兵（三千人），不论是属于私兵，还是军务院调配，都相当实惠了。
是否将来公爵级别的武将都能拥有一营亲兵，这点众军机大臣不得而知，但目前黔国公已然成为大明亲兵最多的将领。
当然，若按朱媺娖说的来，黔国公也只能领这一营亲兵作战，实际相当于一个参将。
朱媺娖说的第三条，清查沐氏田产、惩处沐氏犯罪之人，同样是应有之义。
大明田税改革、商税新政等即将推广向全国，云南不可能例外。魏国公所侵占田地都被清查出来没收了，黔国公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有特殊待遇。
而惩处沐氏犯罪之人，则是维护大明律法权威的必须之举。
一番思考后，军务院协理叶廷桂最先发话，道：“臣赞同陛下所言三条，如此安排，既不显得朝廷对黔国公一脉刻薄，也可以令云南地方安靖，与其他省份一起步入大改革、大发展的节奏中。”
袁继咸则带着疑虑问：“陛下，黔国公这一营亲兵是由朝廷调配，还是由其自己征召？如今众将领亲兵最多不过一总，黔国公拥有一营是否太多？”
朱媺娖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黔国公亲兵自然由军务院调配，至于是否太多——其既为在领军的公爵，亲兵配置自然该有别于其他武将。”
这话令众军机大臣都不禁面露异色。
因为朱媺娖的意思很明白，将来其他武将若是晋升为公爵，军务院也会配置一营亲兵。
袁继咸没有再提出其他异议，其余人对安排黔国公的三条也都表示赞同，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
之后两日，安排黔国公的相关旨意、谕令便由朱媺娖、军务院或内阁签署下达。
至于具体落实，就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了。
因为这些正式的圣旨仅是送往云南，便需要一个月的时间——这还是如今大明内部太平，匪患基本平定，道路也多逐渐得到修缮的缘故，若是在王朝末年，花费三个月以上的时间都有可能。
···
五月十五日，朱媺娖再次召开军机会议，却是讨论推广新政之事。
“自昭武元年六月，首先在应天府试行‘地方政法税军等权利分离’、‘吏可升官’等新政至今，已过去近三年。
我大明在吏治、商税、司法、田税、教育等方面的新政试行效果之好，有目共睹。
新政之下，吏治清明，各种税收皆大幅度增加，百姓生活水平明显提升，国力亦显著增长。
至昭武元年九月，新政便相继在南直隶其他各府、重庆、四川施行。
北伐结束后，昭武二年新政又在长江以北各省施行，令长江以北各省战后民生、经济恢复大大加速，至今北方各省皆已显露繁荣之相。
因此，朕决定在今年六月份将新政向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贵州、云南八省推广。诸卿以为如何？”
当初，朱媺娖先在应天府试行新政时，袁继咸给的建议，便是先在应天府试行三个月，若无大问题，便推广到整个南直隶及重庆。
之后观效一至三年，再决定下一步推广范围。
但因为长江以北各省在此前遭到天灾、战争的严重破坏，旧有阶级、既得利益群体、顽固势力等新政阻碍也几乎全被粉碎，堪比一张白纸。
于是，在昭武二年春，朱媺娖便果断下旨向北方各省推广新政。
至于在昭武三年收复的辽西、辽东、南海三省，自然也是直接按照新政模式治理。
所以，如今大明实际掌有的二十四省中，便只剩下浙江等南方八省还未施行新政。
事实上也不是一点没施行——如浙江、福建、广东三省的市舶司早就被朝廷收回，改为海关，以新政治理。
八省商税，因为要与其他各省交通有无，也是按照新政来说收取的。
可以说，这八省虽未施行新政，但已经受新政影响很深。在朱媺娖看来，如今于这八省施行新政，几乎跟水到渠成差不多了。
然而，她话落下后，首辅袁继咸还是站出来提出了反对意见。
“陛下，虽说三年之期已到，新政效果很不错。但今年我大明和瓦剌、和硕特汗国多半会有一战，值此时江南八省是否该以稳定为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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