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数字比朱媺娖预料的要少一些。
表面上看，她如今所统治的大明相比万历时期只是增加了云中、宁绥、南海三个省以及甘肃下辖的青海地区，且都是没多少耕地的。
可实际上，各省清丈清查出了不少隐田——浙江这等耕地本就不多的省份都查出了400万亩，其他省份可想而知。
除此外，朱媺娖还知道后世大夏除去雪域、西域，领土面积还没大明此时大（主要是增加了吕宋岛），但耕地面积却达到了19亿亩。
并且这还是一些地方退耕还林，或是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结果。如果大夏全力种植粮食，耕地面积肯定更大。
因此在她心里，大明此时耕地面积不说赶上后世大夏吧，经过清丈应是能使耕地增加至15亿亩的。
如今没达到她的心理预期，绝非清丈出了问题。
清丈队伍是朝廷专门培养出来，下派到各省的，同时有都察院和锦衣卫南镇抚司明里暗里盯着，若有问题，绝对瞒不住她。
再考虑到之前大明毕竟经历了一二十年的战乱，天灾也是连绵，使得人口比万历时减少了上千万，甚至可能是两三千万。
人口不如万历时多，一些不太好的田地自然就没人去耕种了，成了荒地。
大约这才是耕地数目没达到她心理预期的主要原因。
最后，朱媺娖就这13.5亿亩地的税收做了大概预估。
随着清丈田亩与摊丁入亩的进行，朝廷对耕地税政也进行了改革。为了避免地方官利用耕地税率压榨百姓或者谋私，种粮食的耕地统一定为十税一。
对于粮食出产率低，乃至遭受了天灾的地方，朝廷会另行补贴。
当然，朝廷具体征税时，实际是根据各省的耕地亩数预估其粮食产量，要求其总共征收多少粮食或税银（一条鞭法彻底贯彻落实需要时间，偏远地区缺乏银钱，还允许以实物纳税）。
各省对下辖各府县分配征税任务也是如此模式，具体过程还是比较讲究的。
考虑到超级稻、超级小麦子代，以及番薯、玉米土豆等新作物的推广，便以每亩田地均产2石粮食计算，大明朝廷一年两税大概能征得5.4亿石粮食。
明朝的稻谷出米率大概时0.65至0.75，小麦出面率大概为0.7至0.8。
米面综合一下，按0.75算好了，那就是朝廷一年可得米面大约4亿石。
米面均按市价每石1.5两银子折算，那便是6亿两！
朱媺娖并没有因为这个数据多高兴，因为她知道，各省田地具体情况是复杂的，不可能像她这么简单的估算。
首先超级稻、超级小麦、藩属、玉米、土豆等增产和高产的作物，这几年朝廷虽然一直在推广，但距离全国普及仍差不少，得好几年后才可能实现。
所以，大明如今田地的实际均产可能低于每亩2石——至于如江南上好水田那样种原生稻都能亩产三四石的终究是少数。
其次，就全国而言夏收所得其实要少于秋收，故夏税所得亦少于秋税，夏税加秋税也不能简单地乘以二。
再加上一些地方发生天灾，田地颗粒无收不说，还需要朝廷投入钱粮救灾、补贴。
最后，藩属、玉米、高粱等作物，是没水稻、小麦那么值钱的。
所以，朝廷一年通过耕地所得税入都未必有6亿两白银的一半。
可即便是田赋税入真有3亿两，朱媺娖做梦都要笑醒了。
事实上，除去粮食运输的损耗，以及朝廷手中粮食价格实际低于市价不少（实际按一两一石算），全国耕地的实际税入还要再减少个三分之一左右。
然后地方官府还要截留部分，真正上交朝廷中枢的可能只有七成左右。
这么一算，朝廷通过耕地实际所得税银也就1.5亿两左右。
估算到这里，朱媺娖就想到了此前大明的最高税入，是在万历六年，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初见成效之后。
她翻看资料，发现这一年大明的田赋税入为2080万两，加上其他方面的税入，当年的总财政收入为2650万两。
只算田赋的话，如今大明每年所征得的是万历六年的7倍有余！
随即朱媺娖脑海中便浮现两个问题：
为什么会多出这么多？
首先，大明如今废除了卫所制，将当初军屯体系下的400多万亩田地都划给户部管辖了。再次，朝廷清查出了不少隐田。
也即是说，万历六年的田赋是在700多万顷的耕地基础上所得的。而她刚才所算得的数据则是在1350万顷耕地基础上所得。
这就至少该翻两倍。
其次，如今朝廷所定的田赋正税十税一，是高于万历时期的——当时大明各省平均下来大概是三十税一多点（0.038）。
当然，实际还有许多苛捐杂税，百姓每年需要交纳的各种钱粮是超过如今的（一条鞭法设想的内容是挺好，但其实好多内容都没落实下去，连清雍正那次都没能完全落实，所以大多数地方苛捐杂税、徭役等都还存在）。
而昭武朝就是十税一，没有其他苛捐杂税，连徭役都废除了，官府做工程需要雇人。
这等于是将其他苛捐杂税、徭役等都并入了正税一起征收，且落实得很好。
再加上粮食增产，吏治清明，官府积极应对天灾，工商业大发展，赚钱机会增多，百姓生活实际比万历年间要好上一大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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